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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她又想起在黑竹关。她问他：“你觉得川军能挡住红军吗？”他说：“不知道。但他们这次不一样了。”她当时觉得他在敷衍。现在她知道，他不是敷衍。他是真的知道他们会不一样，但他不能说。他从来不说他为什么知道。他只是知道。

    她转过身，看着陈东征。他坐在桌前，手里拿着铅笔，低着头，在地图上画着什么。他的侧脸在阳光中很白，颧骨突出，眼睛下面的黑影很深。他看起来不像一个打了胜仗的人，像一个早就知道结果、但一点都不高兴的人。

    “陈东征。”

    “嗯。”

    “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”

    陈东征抬起头，看着她。“告诉你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告诉我会这样。告诉川军会拼命。告诉红军打不过来。”沈碧瑶的声音有些发涩。“你早就知道，对不对？你从在成都的时候就知道了。不，也许从在大渡河边的时候你就知道了。你什么都知道。但你不说。”

    陈东征放下铅笔，靠在椅背上。他看着天花板，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，从这头到那头，像一条干涸的河床。他看了一会儿。

    “说了你会信吗？”

    沈碧瑶愣了一下。

    “在大渡河边的时候，我说川军会拼命，你信吗？”陈东征看着她。“在成都的时候，我说红军不会占领四川，你信吗？在黑竹关的时候，我说川军会赢，你信吗？”

    沈碧瑶没有说话。她不信。他说的每一句话，她都不信。但现在每一句话都变成了真的。

    “你不信。”陈东征说。“所以我说了也没用。”

    沈碧瑶看着他，看了很久。她想说“我现在信了”，但话到嘴边，又咽了回去。她转回头，继续看着远处的山。风吹过来，把她的头发吹到了脸上。她没有理。

    她想起在遵义城里，她被红军围住的那三天。她换上便装，说自己是“沈仪仪”，说自己是国军军官的家属。她以为那是权宜之计，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但现在她在成都，在百丈关，在独立旅，她还是在演戏。她演一个特务组长，演一个相信自己判断的人，演一个不信他说的话的人。但她演不下去了。因为她信了。她信得太晚了。

    “陈东征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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